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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座|莎伦 佐金谈作为全球化缩影的地方商业街

发布日期:2021-11-22 06:41   来源:未知   阅读:

  莎伦 佐金(Sharon Zukin)是城市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现任纽约城市大学布鲁克林学院和研究生中心社会学教授,出版有《阁楼生活》、《城市文化》、《裸城:原真性城市场所的生与死》等著作, 并因《权力景观:从底特律到迪士尼》获美国社会问题研究协会颁发的赖特· 米尔斯(C. Wright Mills)奖。

  在最近的一项研究中,佐金及其研究团队聚焦纽约、多伦多、阿姆斯特丹、柏林、东京、上海这六个大城市中的十二条地方商业街,深入探讨地方商街与全球化的关系,最后写成《全球城市 地方商街:从纽约到上海的日常多样性》(Sharon Zukin, Philip Kasinitz, and Xiangming Chen:Global Cities, Local Streets)一书,英文版由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推出,中文版也已于2016年9月由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7年10月26日,莎伦 佐金在上海纽约大学进行了一场题为“地方商店 全球视野:移民、士绅化与多元化”的讲座,与听众分享了这项研究的缘起、过程和洞见。澎湃新闻现将讲座内容编译整理如下,以飨读者。本文未经讲者审定。

  佐金说,在完成聚焦于纽约市的《裸城:原真性城市场所的生与死》一书后,她萌生了进行一项全球性、国际性研究项目的想法。很多城市研究学者都在讨论全球化和城市化的问题,例如尼尔·布伦纳(Neil Brenner)提出“全球城市化(planetary urbanization)”的概念,指出最终80%的全球人口都将居住在城市中。而她希望通过在尽可能最小单元的都市空间中观察全球化带来大规模变化,从而逆转以往的抽象讨论,因此决定研究一条街道。

  在过去关于零售商店、士绅化的写作中,佐金看到了餐厅这样的空间对于标识一条街道的身份认同(identity)的重要性。她由此认为,一项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以邻近社区的地方商业街为对象的研究将很有意思。从古至今,像这样的小街道在每一座城市中的每一个小街区都存在,并且发生着缓慢的变化。这些街道往往不长,而且很窄,但住在附近的人们会来街上的食品店购物,在香烟店买烟,去街上的酒吧或咖啡店。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体验并且构建着这条街道的地方认同,并将其视作所在社区的身份认同。但如果仔细去推敲这些地方商业街上的店主们是谁,去询问他们从何而来,我们会发现这些对于构建地方认同十分重要的人们往往不是当地人,而在今天的跨国移民潮下,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不是本国人,而是来自海外。也就是说,我们理解中极其地方化的身份认同事实上是由来自全球各地的人所构建的。在上世纪50至70年代,很多店主的移民身份不是那么一目了然的,但如果你知道整个历史上有多少地方商铺的店主其实是移民,这个数字无疑会令你大吃一惊,这个群体从一开始就不是城市居民。

  为了拼凑起创造一条地方商业街的所有拼图碎片,佐金用一年左右的时间,建立了一个由分布在全球六座大城市的城市研究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每个城市的研究者对当地的两条地方商业街展开研究,然后分享发现、经历和数据,从而找到这些地方商业街的共通之处,最终的成果就是《全球城市 地方商街:从纽约到上海的日常多样性》这本书。在纽约和多伦多这两座北美城市中,跨国移民占了当地人口的30%,欧洲的荷兰阿姆斯特丹和德国柏林也有相当数量的跨国移民,但比例要比北美低得多,上海的情形是跨国移民很少但国内移民很多,而在东京国际或国内的移民都很少见。通过这项研究,佐金和她的研究团队发现了许多关于地方商业街鲜为人知的事实。首先,商业街并不仅仅是经济交易的场所,买卖是其中最不重要的事情。地方商业街是消费空间,也是人们创造属于自己的公共空间和进行文化实践的地方,还是遇见他者、陌生人乃至全球化的场所。正因为这些街道上有那么多形形色色的人,它们也成为人们开始经历、理解、默许多元化的空间。在北美和欧洲,因为大量的跨国移民,多元化成为了一个重要话题。我们似乎发现,由于这些地方商业街上进行的是非常就事论事的、低调的互动,它们成为了人们能够彼此尊重、排除偏见、客观理解他人的场域。此外,某些商店、餐厅、咖啡厅、酒吧是社区变化的标志,今天这些店铺显示的通常是士绅化和大资本投资的进入,但另一方面,商铺的变化也显示出一个社区的人口变化。

  佐金接着指出,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很多地方的零售商店都遇到了问题。一个原因是一些商品和手艺被时代淘汰了,例如城市里修鞋店越来越少了,因为穿皮鞋的人变少了,更多的人开始穿耐克、阿迪达斯等大品牌售卖的无法被修理、坏了就扔掉的运动鞋。更久以前,中国的街道上还有人卖冰块、热水和煤炭,而现在这些商品都不再被需要了。其次,连锁店销售的商品价格更低,而且往往是有品牌的,小的个人商店无法与其竞争,同时很多大城市的租金都急剧上涨,很多小商铺都因此关门歇业。这样一来,商业街上的商铺的形式和面貌发生了变化,建筑物的增大使得商铺的门面变大了。另外,网上购物也给小商铺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除了上述经济层面的挑战,小店铺还面临诸多结构性限制。这些地方商业街有其复杂性。第一,尽管商铺是商品买卖场所,但所有人都可以“免费/自由”进入,而由于其作为公共空间的属性,这些商铺又处在当地政府的控制之下,“自由”是有限度的。第二,这些免费公共空间的存在有赖于两种类型的私人财产,既属于商店店主,又属于商铺所在建筑的所有者。第三,虽然这些商铺不是博物馆,但它们构成了所在社区物理上和精神上的历史档案。如果和一个在附近居住多年的老人交谈,他会告诉你街上曾经有过这样那样的店铺,有时候人们会记得街上发生的某个事件,从而勾连起一座城市或一个国家的历史。因此,尽管街道看起来似乎不具备特定的文化功能,但街道、街上的建筑形式和街道上发生的事情都参与创造了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然,还有先前提到的多元性因素。如果将托尔斯泰《安娜 卡列尼娜》中的名句稍加改写,可以说,“所有的商业街都是相似的,但它们各有各的不同。”

  无论是在纽约还是东京,都可以见到地方商业街上的行人在观看商店橱窗或者露天店铺,有趣的是,街上有很多展示地方认同的标志。佐金举例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乌得勒支大街(Utrechtsestraat)上,电车轨道、当地中产人群中流行的儿童推车、始建于17世纪并在19世纪初修缮的标志性建筑以及1952年开业的荷兰唱片店共同标识出了这条商业街的地方认同。如果了解了这些标志,就能够阅读这条街道、这个街区乃至这座城市和这个国家的历史。

  在纽约、柏林、阿姆斯特丹和多伦多,地方商业街上的很多商店、标志、行人都是外来的。例如,在纽约布鲁克林贝德福德-斯泰弗森特(Bedford-Stuyvesant)街区的福尔顿街(Fulton Street),有一间从1980年代起在当地就很有名的特立尼达烤肉店,店主是非洲裔特立尼达人,穆斯林,卖的是加勒比和印度食物。而在阿姆斯特丹,有一间名叫“贝德福德-斯泰弗森特”的咖啡店,在这里,这个纽约街区的名字象征的大概是一种酷文化。而在这两个例子里,两间携带着异域文化的商店都参与塑造了地方街道的认同。佐金由此指出,地方街道是一种历史文本。

  纽约下东区的果园街上,犹太裔移民开的廉价服装店(上,Richard Rosen 摄)被时髦的墨西哥餐厅取代(下,Sharon Zukin 摄)。

  随着全球化进程,很多东西发生了改变,商业变得更现代,社区变得更酷。在纽约下东区果园街(Orchard Street) ,街上大多数店主都是犹太移民,他们获得政府的特许在周六的犹太安息日休息,而在周日营业。在这条街上,过去有一家卖廉价衣物的服装店,但现在这家店变成了一家时髦的墨西哥餐厅。即使是在低端店铺仍占据主流的福尔顿街,现在也开了一些代表着迥然不同的审美倾向的咖啡店,针对的是居住在这个社区的另一个消费者群体,因此,这些商店的出现说明这一街区的文化和阶层正在发生变化,从一个黑人社区变成一个有更多白人、亚裔和其他群体居住的地方。

  在上海的田子坊,也可以看到相似的转变。这个建筑形式是石库门的街区过去有很多工厂,到1980年代这些厂房停止使用后,田子坊成为了一个安静的工人社区,直到在特殊的机缘下,一些艺术家开始在田子坊的里弄开设工作室、画廊,短短几年时间里,田子坊经历了从艺术场所到精品店铺集中地再到大众市场的转变,而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的身份也让田子坊的老建筑避免了被拆除的命运。

  社区发生的所有改变都可以在商业街上找到具体的对应:租金的上涨意味着经济的贬值或重新估值;移民涌入背后可能是贫困、战争、流离失所和人们对更好生活的渴望;审美变化代表的是基于社会阶层、种族和民族认同的消费者品味;功能相似或互补的商店或是特定族群的人口聚集,也会改变一条商业街的面貌。

  为整合上述发现,佐金修改了法国20世纪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社会学家列斐伏尔对空间的三种分类,将一条地方商业街的生态系统划分为结构空间(structured space)、生活空间(lived space)和想象空间(imagined space)。

  结构空间依赖三种人群:商店店主、建筑所有者和购物者。对于商店而言,供应链非常重要,其中包括长短途交通运输和与全球生厂商的业务关系;当地政府通过移民管理、税务、制定工资标准和相关政策等手段,扮演着地方商业街的管理者角色;附近社区的居民和他们的经济水平与商业街上开设什么类型的商店密切相关;而现在,在很多大城市,越来越多的人们在社交媒体上给商店、咖啡馆、餐厅甚至整条商业街评分,这些语言的叙述和呈现也一定程度上参与了组织结构的创造。

  作为生活空间,地方商业街上使人们置身于同一个场所,发生直接或间接的互动,调动公共审美,储存集体记忆。地方商业街上上演的就是小规模的人类社会的产生形式。十多年前,法国人类学家米歇尔 德拉 帕迪拉写了一本关于一个南法小镇的食品商场的著作,她在那里有一个避暑别墅,当她去商场买水果、蔬菜时,店主都声称自己的食物最好的,给人的感觉好像是自家种的,但其实不是。在这样的想象空间里,人们交谈、开玩笑的方式不一定反映真实的社会地位,帕迪拉写到那个市镇的市长夫人来市场买菜时,商贩们会以不太尊重的方式和她开玩笑,在市场以外的地方绝对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但他们在市场里创造了一个想象的微观地方社会,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是这个市镇平等的一分子。苏珊娜·霍尔(Suzanne Hall)在一项关于伦敦地方商业街上的海外移民的研究中发现,从一个移民商贩处购买商品这一行为能够制造出一种尊严感和尊重感,因此地方商业街上的人们都会很有礼貌。其他研究者发现,不同于住宅区人群的同一性,商业街上各色人等的共存使之成为了一个更加宽容的场所。地方商业街作为想象空间还包括过去和现在的店主、居民、购物者记忆中的形象,与其他商业街对比从而凸显独特性的形象以及在媒体和社交平台上的形象构建。

  佐金指出,他们在研究中发现,2005年以后,对于中心城市的资本投资开始加速。“潮人士绅化”(Gentrification by hipster)和艺术画廊、精品店、咖啡馆为标志的士绅化浪潮在很多城市中涌现。很多时候是建筑的所有者决定引进某一类商店来提高租金,或者以此打造有利于提高租金的街道形象。2005年以后,纽约、多伦多、柏林、阿姆斯特丹等城市出现了不同形式的由政府和公司伙伴关系(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简称PPP)共同做出决策的情况。在这些地方的经济开发区,建筑所有者和商店店主共同致力于提升街道的安全卫生状况。过去的十多年间,一套的用于城市改造“全球性工具箱(Global toolbox)”将同样的重建策略运用到了全球各地的地方商业街上。这样一来,由于无法支付高昂租金或者无力制造符合新审美要求的商业空间,很多海外移民被迫从这些街道上离开。

  融合了特立尼达中国菜、烘培、烤肉的小餐厅(上),代表新审美倾向的咖啡馆(下),Sharon Zukin 摄。

  很多情况下,士绅化是由市场驱动的。例如布鲁克林的皇冠高地(Crown border=1 Heights)是一个主要由非裔和加勒比裔美国人构成的社区,商业街上有一家融合了特立尼达中国菜、烘培、烤肉的小餐厅,过去这是当地典型的食品店,然而近几年来,随着很多研究生、博士生开始在这个社区合租公寓,这条街上出现了很多迎合这一新群体的咖啡馆和商店。

  而在一些情况下,士绅化可能是由当地政府主导的。位于阿姆斯特丹东部的加瓦斯特拉(Javastraat)被当地政府是一个“问题街区”,因为那里聚集着很多移民,虽然没有谋杀、抢劫等恶性事件,但街上的一些手机店有洗钱等犯罪行为,市政府于是决定改变这条街道的面貌。市政府要求街上的店铺改变审美趣味,将外立面刷成指定的阿姆斯特丹历史街区的经典色,改换整洁的街道标志,希望吸引更多的荷兰本国人口。在很多大城市中,当地政府会通过很多手段来控制和改造地方商业街。过去十年间,纽约市议会曾多次讨论出台控制商业街店铺租金涨幅的法案,但该法案最终没有通过,因为和很多大城市一样,房地产商和房地产业对纽约市太重要了。

  最后,佐金提出了一系列有待思考的问题:谁拥有街道?是某个同质化的群体,还是有着不同穿着打扮、文化背景、宗教信仰的形形色色的人们?谁是当下兴起的的街道“复兴(revitalization)”运动的受益者?这些街道是否真正多元还是只有有着多元化的符号?未来是否还会存在各具特色的地方商业街,还是所有的商业街都会变成一样的?明日的全球城市会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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